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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值得全世界起立致敬的男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转发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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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8-14 08:11:57 |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aiya 于 2016-8-15 12:43 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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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值得全世界起立致敬的男人:因为我们再也不沉默了[color=rgba(255, 255, 255, 0.6)]图片:《杀戮演绎》


假装在纽约,纽约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
1965 年到 1966 年期间,印尼军政府以清洗共产主义分子为由发动大屠杀,很多和共产党没有关系的普通人、包括很多印尼华人,都被扣上共产主义分子的帽子惨遭杀害,遇难总人数估计有几十万乃至数百万。50 多年来,这段黑暗血腥的历史被深深埋藏,连印尼人自己也不太清楚。
旅居丹麦的美国导演约书亚·奥本海默 (Joshua Oppenheimer) 耗费自己整个青春 ,在印尼居住十多年,走访许多当年的刽子手,终于把那段被遗忘的历史拍成纪录片《杀戮演绎》(The Act of Killing)。
为了避免被审查,《杀戮演绎》在印尼没有公开放映,而是私下放映,全靠社交媒体上像星星之火一样的口口相传,最终延烧成撼动整个印尼的熊熊大火,并且促使印尼政府松口表态,开启了走向真相的第一步。《杀戮演绎》也被提名 2014 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。
但其实,《杀戮演绎》还有一部续集,那就是在今年年初同样提名奥斯卡的《沉默之像》(The Look of Silence) 。

《杀戮演绎》 的主角是一群杀人如麻血债累累的刽子手,他们面对镜头夸耀自己当年的“英勇”事迹,重新演绎杀人的场景。
而《沉默之像》聚焦的则是当年死难者的家人,讲述他们如何在 50 年的时间里,除了背负失去亲人的刻骨伤痛以外,还要面对日复一日的羞辱欺凌。
说到这里,必须要提起一个值得被全世界尊敬的印尼男人,他的名字叫阿迪·卢坤 (Adi Rukun) 。

没有他,没有他的勇气和坚持,就没有这两部改变印尼历史的纪录片。
2003 年,奥本海默在印尼寻找大屠杀死者家人的时候,经人介绍认识了 36 岁的阿迪。
在 1965 年的屠杀中,阿迪的哥哥拉姆利 (Ramli Rukun) 被行刑队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,阳具被切了下来,肠子流了一地。哥哥死后,阿迪还在上学的姐姐也被抓走,尸体被送回村庄时头颅已经不知去向。
阿迪从来没有见过哥哥,他在哥哥死后两年、也就是 1967 年才出生。看似躲过一劫,但是几十年来,阿迪一家依旧陷在恐惧和贫困的泥沼中,动弹不得。当年的施暴者不但没有遭到惩罚,依旧掌握政权,被视作英雄。而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则继续被污蔑,被抹黑,被敲诈勒索。印尼官方想抹去这段历史,从学校抓起,教给下一代被扭曲的真相。
在家里,母亲日日念叨哥哥惨死的样子。杀害哥哥的凶手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,村里的牧师和村长都是凶手,仍然风光无限,可以为所欲为。

从 2003 年到 2010 年这七年的时间里,阿迪一直作为奥本海默的得力助手,利用业余时间协助他处理各种拍摄事宜。一有时间,阿迪就会跑去奥本海默家里,看刚拍好的素材。奥本海默还给了阿迪一部相机,希望他能拍点影像,找找灵感。

2010 年,在《杀戮演绎》的拍摄接近尾声时,阿迪恳求奥本海默,让自己去采访当年的施暴者。
他说,看了七年施暴者的影像资料后,他觉得自己需要去亲自见他们,找到杀害哥哥的凶手,看看他们能否为当年的暴行负责。
奥本海默的第一反应是拒绝,因为在当时印尼的环境下,这样做无疑会给阿迪带来巨大的危险。
但是,阿迪用奥本海默给他的相机解释了自己坚持的原因。
在那部相机里,存着他拍的一段录像,是他 100 多岁的父亲,用瘦小的身躯在自家院子的地上不安地爬来爬去,满脸惶恐,嘴里含糊不清的在呼救,“我走丢了,我会挨打的”。

阿迪解释说,“这是我父亲失去他记忆的第一天,从那天开始他忘记了一切,不认得任何人,忘记了自己被杀害的大儿子,忘记了自己被彻底摧毁的一生。”
“但是,”阿迪接着说,“他没有忘记恐惧。而且,他现在再也没有办法走出那种恐惧了,因为他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,所以他的伤痛再也无法痊愈。已经太晚了。”
“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,像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和我一样,继续生活在这种恐惧的牢笼里,”阿迪流着泪,平静而坚定地说,”印尼上百万的受害者被囚禁在这样的恐惧中,我不希望这发生在我孩子身上。”
作为父亲,他希望去直面这些恐惧,弥补上那段空白的历史,才可能释怀。他不想复仇。他想告诉施暴者,只要对方承认当年的错误,他就能原谅他们。
阿迪的工作是配镜师,但他没有自己的店面,平时带着光学仪器到顾客家里给他们验光。但这反而给他的采访和拍摄带来了便利,他刻意挑选上了年纪的顾客,因此有机会碰到很多当年的刽子手,和他们面对面近距离接触。
《沉默之像》记录的,就是阿迪走访 6 位前行刑队成员的过程。


跟《杀戮演绎》中的刽子手一样,他们对屠杀不感到愧疚,认为时至今日,受害者、幸存者对他们的惧怕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也能自如地,事无巨细地复述起当年杀人的过程。
阿迪首先走访的是村行刑队前头目伊农。阿迪先给这位 72 岁的老人验光,再把话题往大屠杀上引。因为老人的邻居大多数都跟共产党“有联系”,所以邻居依旧害怕他,而伊农认为这是这种恐惧是应当的:“他们知道他们无力反抗我,因为我是群众运动的一部分。”

但伊农话锋一转,提到了喝人血的事。他说因为杀了太多的人,很多人都发疯了。有位行刑队员每天都要爬到棕榈树上去做祷告。伊农说:“避免发疯的方法只有一个,喝下被你杀的人的血,否则你就会疯掉,但喝了血,你就无所不能了,又咸又甜,人血的味道。”

当阿迪问处决时会砍几刀,伊农说就一次,不能砍一个人两次。似乎只砍一刀是“人道”的做法。他提起自己杀女人的经验,说:“如果你把女人的乳房割下来,看起来和椰奶过滤器很像,全是窟窿”。


当阿迪反问,伊斯兰教不是反对杀戮的吗?伊农开始不耐烦,说自己对政治一无所知,不喜欢谈论政治。

另一位行刑队员也提到了喝人血的事。他说为了恐吓华人,他提着一个女人头,然后把头扔进了垃圾箱。接着他一路杀人,把被害人的手捆绑在身后。然后割喉,用杯子接着滴下来的血,一口气喝掉。所有的行刑队员都用这种方法杀人,一边割喉放血,再把血喝掉。
“这样就不会疯掉了。” 说这话时,他的女儿在一旁附和着点头。阿迪平静地问她,你爸爸杀了那么多人,还喝血,你听了什么感觉。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,觉得吓人和残忍,但是,也许正因为他父亲喝了那么多血,所以还这么强壮。
“大家都这么说”,“大家都这么做”,“我什么都不知道”,施暴者和家属用这种借口开脱,心安理得地活在谎言和无知里。


当阿迪告诉他们,自己的哥哥也在当年被杀的人里时,施暴者的女儿才表示了歉意,请求阿迪原谅父亲,希望以后能把他们当家人看待。

阿迪临走前拥抱了父女两人。这个拥抱,不知道带有多少复杂的情绪。


虽然女儿代替父亲道歉,但是施暴者们并没有亲口承认错误。除了刽子手,当年行刑大队的狱卒、队长、司令,无一例外地用服从上级命令和政治正确为自己开脱。
阿迪的舅舅是当年的监狱看守,但是否认自己是杀害侄子的间接帮凶。他说自己只是遵守上级的命令,他没有拿砍刀,更没有杀人,自己是保卫国家的英雄,丝毫不愧疚。

前面说过,制作《杀戮演绎》时,阿迪常常会去看奥本海默拍的录像,于是导演用了大量特写,拍下了阿迪看屠杀者访谈的样子。

从录像中,阿迪得知了哥哥死去的细节。伊农和另一位村行刑队头目哈桑,把拉姆利的死当作经典案例,在镜头前表演屠杀。
他们边演边解说:“我们一刀一刀砍拉姆利,像这样捅他,直到他不动了,我就把他堆到河里,他抓住了树根,求饶,叫救命,我们把他捞了出来,切掉了他的生殖器,这才杀了他。”


屠杀过后,河边的居民再也不愿意买鱼肉吃,因为鱼肉是吃人肉长大的。
为了向后代宣扬自己的“英雄事迹”,哈桑把自己屠杀的细节编成了书,配了插图,并复印了一本送给奥本海默。

七年后,哈桑已经去世,阿迪带着这本书去拜访哈桑的家庭。毫无意外,哈桑的家人声称对屠杀毫不知情。哈桑妻子说知道这本书,但从未翻开过,因为丈夫说他从未杀过人。


阿迪和奥本海默很快引起了哈桑儿子的反感。他们不断强调对屠杀一无所知,让阿迪不要再刺激生病的母亲。
直到那时他们才意识到,奥本海默这次拜访的目的不是歌颂哈桑在屠杀中的丰功伟绩。
在拍摄过程中,阿迪的家人非常担心阿迪的安危。
阿迪的母亲担心对方会派人追杀他;他的妻子担忧如果阿迪遭遇不测,自己和孩子将失去所有依靠。

在采访施暴者前,奥本海默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来保护阿迪。因为奥本海默坦言,自己也非常恐惧。而这种恐惧不同于拍摄《杀戮演绎》时的体会。

奥本海默说,《杀戮演绎》带来的是心理上的恐惧:拍摄完成后,他受噩梦失眠折磨长达 8 个月,不断收到印尼军方的死亡威胁;而《沉默之像》让奥本海默担心的是电影团队的人身安全。在拜访施暴者过程中,一直有工作人员和备用车辆在外巡逻,以防不测。每次拍摄,阿迪的家人都收拾好行李,在机场等候,万一出事,他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撤离。
即便内心恐惧,阿迪走进那些弑兄仇人的家里时,却像对待普通顾客一样,给予他们礼貌和尊重。奥本海默在采访时说,阿迪是以平等的态度去与施暴者交流,只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,而不是视作犯下滔天罪行的怪物,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拍摄结束后,阿迪带着妻子和儿子女儿迅速搬离了家乡,奥本海默专门聘请了 5 个保安,24 小时巡逻保护他们一家的安全。
奥本海默帮阿迪开了实体眼镜店,还帮阿迪一家申请了丹麦的长期签证,保证他们只要一感觉到危险,就能马上逃出印尼。
幸运的是,由于第一部纪录片《杀戮演绎》在印尼广泛的影响力,《沉默之像》的发行得到了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和雅加达艺术委员会的支持。尽管无法在电影院上映,许多剧院和学校都组织观看了影片。
2014 年 11 月 10 日,纪录片在印尼最大的剧院举行全国首映,只能容纳 1000 人的剧场涌入了 2000 多名观众,不得不临时加映一场。
放映结束后,阿迪突然出现在剧场里,全场起立向他致敬,掌声持续了整整 15 分钟没有平息。
当天正好是印尼的国家英雄日,印尼推特上掀起了一股热潮:“今天,我们有了一名新的国家英雄,他的名字叫阿迪。”

在接受媒体采访后,阿迪写了一篇短文,讲述了自己之所以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拍摄《沉默之像》的原因。
作为一名验光师,我致力于帮助大家看的更加清楚。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做同样的事。我希望让许多人看清 1965 年印尼屠杀的真相——那段被欺骗或隐瞒噤声的罪行。作为受害者的家庭,我们蒙受了污名。我们被叫做“地下共党”、“潜在的社会危害分子”、令人恐惧的幽灵、该被灭绝的蛀虫。这些词都不代表我们。

我决定和约书亚制作这部电影,是因为我知道它会带来改变——不仅是为了我自己的家人,我希望全印尼上百万的受害者家庭也能获得帮助。我甚至希望它对全世界的人都有意义。

我希望我的样子,我的声音都能够被记录下来。因为比起文字,图像和声音更难造假。另外,我不可能一对一会见每一个潜在的观众,但是我的图像可以自由传播,甚至可以在我死后被保留很久。

我知道这样做存在的危险,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。敢冒这个险,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勇敢,而是我已经活在恐惧里太久了。我不希望让我的孩子,或者我的孙子孙女,继续活在上一代遗传的恐惧中。

我不要求我的哥哥、父母和上百万的受害者被当做英雄,虽然他们当中有人值得被歌颂。

我只愿印尼学校的教科书不再把我的家庭描述成叛国者。在 1965 年,我的亲人和上百万的印尼民众却被折磨,放逐或者屠杀。但我们从未犯下任何罪行。

电影里,当我拜访施暴者们,我没有任何复仇的意图。我是去聆听的。我希望他们能看着我的眼睛,意识到我也是个人,并且承认他们犯下了错误。至于他们能否为我的家庭承担责任、是否会请求宽恕,那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反之,如果他们选择为罪行辩护,继续撒谎,在同一片国土内,我们很难继续安宁和谐地比邻而居。

通过《沉默之像》,我只想表明一点,我们清楚那些施暴者做了什么。我们知道他们谎言背后的真相。终有一天,真相会大白天下。

因为我们再也不沉默了。
原文链接:一个值得全世界起立致敬的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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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8-14 19:14:59 来自手机 |显示全部楼层
谢谢哎呀大姐的推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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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ya  走吧都冷清得很了,露珠儿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6-8-15 12:45: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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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8-15 12:45:28 |显示全部楼层
草上的露珠儿 发表于 2016-8-14 19:14
谢谢哎呀大姐的推荐

走吧都冷清得很了,露珠儿握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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